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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泓: 用人文教育改變鄉鎮少年的人生

2020-06-23 來源 :公益時報??作者 : 朱逸蕾

 湖南省邵陽市城步縣第一民族中學的PEER空間

■ 朱逸蕾

一提起“哈佛”這個標簽,劉泓下意識地警醒起來,臉上顯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一直保持低調的劉泓,甚少主動向人提起自己哈佛這段教育經歷。

劉泓卻對這類敘事本能抗拒,“我的教育背景,是我非常怕的一種‘原罪’,因為它代表著某種不接地”。

2007年,剛剛回到中國時的劉泓正是這么“不接地”,那一年,他剛剛結束在哈佛的本科第二年課程,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長和學習經歷都在美國,“對中國已經了解很少了”。

那年暑假,身體壯碩的劉泓扛著一大箱書,搭上了前往湖南邵東的綠皮火車。他想將曾經在美國接受過的人文教育,以類似夏令營的形式帶回到中國“欠發達地區”。劉泓只給夏令營安排了一個英文名字——“PEER”(朋輩/同伴)。在劉泓的設想里,PEER的使命是“讓每一名中國欠發達地區的青年人有機會選擇優質的人文素質教育”。

“我意識到我很幸運”

劉泓自認是個很幸運的人:雖然家境普通,卻也享受到了父母拼搏回來的某種“特權”。

12歲那年,小學甫一畢業,劉泓就被帶往美國讀書。并非“非官即富”的移民家庭,他生于武漢,父親是普通干部,母親是大學教師。為了爭取更多可能的資源和機會,母親在加拿大結束訪問學者項目后,即帶著劉泓舉家遷往美國,在南部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市安了家。

在當時,這是一個極富冒險精神的舉動,而坦帕市的教育質量,實際上在美國50個州里幾乎墊底。

母親曾有兩年因學業沒了收入,劉泓靠著助學金讀完大學。用他自己的話說,他只是“來自條件一般的家庭、到了美國普通城市去、從非常普通的公立高中走出來的”。

啟蒙發生在高中階段,劉泓參加了一個叫TASP(Telluride Association Summer Program)的夏令營,這個項目在全美國乃至世界各地選拔十多名學生,與大學教授一同閱讀、討論、做文學分析、寫作。借夏令營之機,他開始閱讀社會科學經典:希臘羅馬、文藝復興……

就在那個夏令營,有一位美國教授帶著劉泓試讀了三個《道德經》譯本。這次經驗有如當頭一棒,劉泓意識到,自己的西方人文基礎不錯,但作為中國人,卻對中國一點都不了解。“連美國人也愿意研究中國哲學,認為它有智慧,那我呢?”

夏令營的伙伴們也給了劉泓信心和動力,這些接受著精英教育的美國高中生,在申請表上大多填上了哈佛或耶魯,那些劉泓所在的公立高中從未有人申請過的學校。他們鼓勵劉泓:“為什么不試試?”

劉泓試了,竟然很順利地被哈佛錄取。

到本科,劉泓便有意識地跟隨彼時的哈佛燕京社社長杜維明,學習中國歷史文化,閱讀《論語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等儒家著作。

羽翼豐滿起來了,此時的劉泓動心要回鄉看看。

為學生量身訂造夏令營

劉泓認為,無論成長在哪個地方,都應該有公平接受優質人文素質教育的機會。

恰逢有一位來自湖南邵東、到美國讀本科的伙伴申夢晗,與劉泓一拍即合。對標了自己都在高中獲得啟蒙,他們決定到中國縣城高中舉辦夏令營。劉泓相信,這個階段的孩子,只要有一點選擇能力,改變就有可能發生。背上沉甸甸的一堆資料 ——《麥田里的守望者》、《動物莊園》、康德、托爾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……他與另外11名志愿者,滿懷期待地向邵東出發。

到了學校才發現,自己實在“太不懂中國”。拿著這些西方經典名著,他們與學生的溝通鴻溝巨大。這和預期很不一樣,劉泓和同伴們面面相覷,互相問出了同一個問題:中學教育到底是什么?

這些學生在這里生活,這個學校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。

PEER面對的教育對象里,許多是來自農村和縣城的留守兒童。能進入縣城高中已是少部分幸運的、成績達標的孩子,仍往往缺乏自信、不善表達,寧愿將更多時光消磨在手機上。

這是幼年時缺乏交流、無人陪伴等問題留下的烙印,但在PEER聚焦的高中階段,大多數問題已沉潛到每一個孩子內心深處,再不會直白地被表露出來,而當高考壓倒一切成為老師、家長甚至學生自己的核心“共識”,溝通、聆聽、分析與建議等一切至關重要的軟性支持,更不得不為備考無條件讓路。

然而也正在這一階段,仍然稚嫩的學生們卻要做出一些可能影響自己一生的關鍵抉擇:專科還是本科,要不要讀免費的師范定向,如何決定志愿與未來專業……焦慮情緒掩藏在沉默之下,尋求幫助的手卻不知該伸往何處。

“他們往往在很早的時候,被要求做一些完全沒有辦法預料到后果的決定。”

除此之外,縣城學校的基礎設施、硬件、教師資源,也與城市相距甚遠,當中不乏用“一塊屏幕”傳送課堂直播的學校。

城鄉教育資源不斷分化,使得曾一度以升學為唯一出路的農村中學生們,面臨困境的復雜程度與他們的年齡與能力所及日益懸殊。

連接社區,找到自主的力量

問題無處不在,劉泓思考,縣城學生真實需要什么,如何幫助他們思考、做出負責任的選擇。

“走進社區”成為了賦能第一步。這些高中生長期被圍在學校圍墻內,沒人告訴他們需要走出校園。劉泓希望,學生能主動思考“我和社區的關系”“我能為它做什么”,以此培養獨立思維、激發能力與潛力,明白自己“有機會選擇”。

每年寒暑假,劉泓和伙伴們組織大學生志愿者到縣城高中,帶學生走出學校大門,走進社區,去發現本地問題。

學生們領到一疊任務卡后,即被帶動以不同形式去全面認識社區——什么是政府職能?社區快遞員怎么送快遞的?大媽為什么愿意跳廣場舞?如此與社區產生連接,對社區生態、環境有了整體認識,再做行動研究,促進社區行動。

貴州丹寨縣一所民族高級中學的學生,發現縣城里唯一一條公交路線不合理,而惠及更多人只需更改一兩個站點的位置而已。這些學生們聯合起來,收集了很多同學、居民的簽字。在把方案提交到當地交通部門后,成功修改了公交路線,這也成為參與其中的學生們人生第一次“有力量的”行動。

另一個小組研究“領導力”,關于如何在村里更好服務、動員他人,于是他們探訪了鄰村幾個敬老院,每家收集一點點情況,事情雖小,至少表現了他們對“領導力”的理解——去服務、動員和連接。

劉泓形容這樣的知識為“Glocal”,利用本地知識(local),但同時具有全球意義(Global),在核心方法上,這種“激發學生從研究到行動”,是來自于國外發展學的方法論,公共精神貫穿始終。

維持了數年短期寒暑期項目,劉泓開始琢磨給予學生長久陪伴的方式。2015年,劉泓獲得一筆投資,“PEER空間”應運而生。

PEER在合作學校劃出一個全年的閱讀和活動空間,每個“PEER空間”有一名“摯行者”,以組織者和協調人的角色,和進入空間的學生進行交流、對話。“24小時生活在學校,如果一切時間都是為了所謂學習,會瘋掉的。”劉泓說。

PEER空間給學生開出一個呼吸的縫隙,他們偶爾來讀讀書、下下棋、探討本校議題,甚至cosplay等活動,在這個小空間里也能被接受。

離開“高大上”的公共議題,回歸到“教育是生活”的本質。

朋輩、伙伴

7月中旬,在北京開放大學寬闊的會議廳里,數十個志愿者正在完成最后一次培訓,準備投向PEER的2019年暑期夏令營。

劉泓長得高壯,游走在志愿者們中間尤其顯眼。為了聽清楚志愿者的回答,他單膝跪地,離他們近些。志愿者們圍坐在一起,講述自己堅持參與PEER的初心。

“我高中曾經參與過PEER的項目,受到很深的影響,考上了大學。我現在回歸,希望把同樣好的影響帶給其他同學。”一位準備前往溆浦中學的志愿者說。

一屆一屆,PEER服務的學生開始回潮,走出省外、甚至國外的青年,正把“外面的世界”帶回來。

劉泓提道,PEER營造了一種場域,老師、志愿者和學生之間,是相對平等的“摯友”關系。許多學生在人生的十幾年里,其實從未被真正平等地對待過;而志愿者作為“外來者”,進入學生成長的社區,可以平等地借助他們的視角了解本地,共同探討社區。

十幾年過去,即使碰了許多壁,“PEER”這個名字的意義,仍然隨著一次次項目的疊加,更加明晰起來。如今,PEER擁有了一個與之匹配的中文名稱——毅恒摯友。

無法衡量的“改變”

許多PEER帶來的影響可被直觀覺察,劉泓卻一時無法完全以一種所謂“成效論”,去衡量真正的改變何在。

他舉了些例子:一個學生去中山大學做專項面試,更敢于、更知道如何表達自己;有的學生更愿意做有些“冒險”的選擇,例如改變專業,去做自己熱愛的事;同學散落到各個城市,會因為曾經參加過PEER而重新連接起來。還有些當地教師和退休教師,正更大膽地將自己未竟的教育理念,放在PEER空間中實施。

很難特別清晰地向資助者描述這些“變化”,劉泓坦白,PEER至今籌資非常困難。學生有限,備考壓力巨大,“高中”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。相比“人文素質”這些空中樓閣的標準,投資者更愿意捐助顯性的物資、將資源和精力集中在小學生身上。

劉泓選擇堅持下去,多年來學生、老師和志愿者們給予的積極反饋,就是推動他的力量。“青年發展現在幾乎沒有人在乎。”劉泓說,但他相信這樣的工作,總要有人去做。

未來,PEER會將重心放在成本更高的“PEER空間”上,空間的長效對于高中階段的學生非常重要;此外,PEER還會做大學與中學之間的銜接嘗試,繼續圍繞最核心的理念,做下去:讓學生可以做選擇、有思考。

再次談起“哈佛”,除了學術訓練和同儕氛圍以外,劉泓特意提起給他的最大感召。在哈佛25個校門當中,有個特別不顯眼的校門。門拱上刻有一句話,他仍清楚記得:進門一側“Enter to Grow in Wisdom(入則增其智)”,出門一側“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Mankind.(出則貢獻國家與人類)”。

“盡人事知天命,在環境能允許的條件下,做我們該做的事情。”劉泓說。

(據微信公眾號“世界說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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